等待（1）
父亲熬过了抗战的八个寒暑，挺过了三年的自然灾害，却没能骗过1967年的红色浪潮。
南京是我父亲住了一辈子的城， 我父亲就住在雨花台附近小宅院里，父亲读过书留过洋，在本该施展抱负的大好年华，却没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，可肚子里有洋墨水就是有洋墨水的好处，父亲总算是在国民政府里谋到份养家糊口的职。
1937年，华夏动乱不断，我就是这年降临在这个本就不慎富裕的家里，来自母亲的记忆全靠父亲的讲述，父亲告诉我母亲是个贤良淑惠，持家有道的大家闺秀，但同时又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进步女青年，那时候我老想，我的母亲既然这般好为啥没能看看她的孩子呢，想到这里我便有点伤心。后来呀父亲随着撤退的国民政府来到重庆，来到了这个养育了我前半生的城市。
父亲职位不高，本身也没多少油水可捞，况且他所接受的教育不允许他有半点贪污受贿之举，同僚们因此排挤父亲，父亲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处处受气，父亲也不会因此恼怒，他喜欢在一间小酒馆靠窗的座位上，和老板黄伯伯喝口小酒。抗战初期，重庆的物资还称的上富裕，黄伯伯就招呼父亲来他着涮火锅，菌汤做底，红油看着就让人有胃口，各种时令鲜蔬更是半点不少，鸭肠，香菇，牛羊肉，新出伢子的山笋，就着那滚烫的火锅那么一涮，真是人间滋味难得几回尝，就这么一来二去，父亲竟有些不好意思。但一直到去世前，父亲还老念叨着黄伯伯家的羊肉山笋。 在重庆的这些年父亲过得相当滋润，即便是在物资匮乏时期，黄伯伯也能不时搞到些黑市上紧俏的好东西，因此父亲的身体竟没有随着战争带来的饥荒而垮掉，反而因为黄伯伯的关照，肚皮上多了几分脂肪，就这样我们熬到了新中国成立。
战争时期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妇女和儿童，而我却奇迹般的越长越好，当然这也是少不了黄伯伯的功劳的。返乡成了父亲那时候最大的愿望，父亲想回南京回到那片生养他的土地。1952年，我和父亲在黄伯伯的不舍中，毅然回到雨花台的老宅，老宅依旧，只是多了几分萧条破败，我看着从不抽烟的父亲，坐在门口的石凳上，举着手里那根漂亮的不像话的烟枪，吞云吐雾 ，后来那杆枪就成了父亲的命根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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